高攀龙(高攀龙墓)

新原 2022-11-17 38 views 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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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攀龙的人物生平

高攀龙,字存之,号景逸,江苏无锡人。 祖父高静成曾任浙江黄岩县令,父亲高继成生有五个子女,高攀龙排行第二,后因高静成的弟弟高静逸无子而被过继为嗣。

高攀龙自幼好读书懂礼仪。万历十四年(1586年),无锡知县李元冲聘请江右学派罗懋忠和顾宪成前来讲学,高攀龙受其影响,开始潜心研究“程朱理学”,确定了治学方向。

万历十七年(1589年),高攀龙中进士。不久后高静逸去世,高攀龙归家为嗣父守孝三年。 万历二十年(1592年),高攀龙服丧期满,被朝廷任命为行人司行人,执掌传圣旨、行册封等礼仪性的事务。 因平时工作比较清闲,高攀龙大量阅读行人司中丰富藏书,深入钻研二程和朱子著作,亲手抄录山西大儒薛文清的《读书录》,赞赏其“一字不可轻与人,一言不可轻许人,一笑不可轻假人”的处世态度。高攀龙还编写了《日省编》,将先朝大儒的语录附在《大学》章句之下,作为初学者的指南。又将有关儒、释差异的言论汇集成《崇正编》,以抵制王阳明“心学”所提倡的儒、释、道三教合一的主张。

当时四川佥事张世则呈上自己著述的《大学初义》,诋毁程朱之学,并请求颁行天下。高攀龙极力反对,上疏驳其荒谬。这本书因而未能刊行。 这一时期,明神宗已长期不理政务,朝中党派纷争、宦官横行,致使政务混乱,国力日衰。高攀龙随即上《今日第一要务疏》,称欲改变皇朝岌岌可危的形势,首先必须正本,其次要“除刑戮”、“举朝讲”、“用谏臣”、“发内帑”,革新政治。但奏疏被皇帝留中不发。

万历二十二年(1594年),侍郎赵用贤、都御史李世达等人被罢官,朝中议论多归咎首辅王锡爵。高攀龙和御史袁可立上疏,指责王锡爵排斥异己,认为皇帝不应无故贬斥大臣,并斥责郑材和杨应宿谗言诬陷,应予罢免。 杨应宿则上疏弹劾高攀龙,言辞狂妄近乎荒诞。部院提请轻罚二人,神宗下旨贬高攀龙为广东揭阳典史。

高攀龙自水路前往揭阳就任,在船上就订立严规,要求自己静心以涵养德性,不被外界干扰。 到揭阳后,每日在官衙教授学徒,培养了不少学生。还四处察访民情吏弊,惩治地方恶霸。高攀龙在揭阳停留的半年内结识了陆粹明及其老师萧自麓等人,对其学术思想影响深远。 万历二十三年(1595年)二月,高攀龙在赴任七个月后以事假归家,不久遭遇亲人病故,于是不再出仕。此后在家乡讲学二十余年,虽有言官多次推荐,但皇帝并不理会。

高攀龙在漆湖之畔(今蠡湖东岸)建造一座“水居”,取名“可楼”,作为自己读书静坐的场所。除刻苦钻研外,高攀龙还参与讲学,很快成为一代儒学宗师。当时高攀龙与顾宪成志同道合,交谊颇深。万历三十二年(1604年),在常州知府和无锡知县的支持下,高攀龙与顾宪成等人发起重建了东林书院,并每年举行“东林大会”。 初由顾宪成主持,万历四十年(1612年)顾宪成去世后改由高攀龙主持,直至天启五年(1625年)书院被拆毁为止。当时朝野内外的士大夫无论认不认识他们本人,提起高、顾都是一致称赞。

高攀龙在讲学过程中以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格标准来评议朝政,裁量人物。当时许多与他们志趣相近的在野士大夫闻风响附,纷至沓来。在朝的李三才、赵南星、邹元标、杨涟等正直官员也与他们互通声气,遥相应和。东林书院实际上已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。反对派对此十分忌恨,诬之为“东林党”,污蔑他们是假借讲学以结党营私。 万历四十八年(1620年)七月,神宗去世,皇太子朱常洛即位,是为明光宗。明光宗在位一月驾崩,长子朱由校即位,是为熹宗。

熹宗即位后,东林党人因拥戴有功而重新崛起。高攀龙被任命为光禄寺丞,天启元年(1621年)又进封为光禄少卿。 天启二年(1622年)正月,关外重镇广宁(今辽宁北镇)失陷,明军被迫退缩到山海关一线。消息传来,朝野震惊,人心惶惶。高攀龙接连上书要求革新政治,以挽救国家濒危的命运。他在《破格用人疏》中提出要破格用人,加强战守之备,并推荐礼部右侍郎孙承宗担任防御大臣,负责处理战事。他的意见得到皇帝首肯。孙承宗也不负众望,收复了广宁和辽河以西的土地,边境平静了四年之久。

天启二年(1622年)四月,高攀龙上疏追论三案(梃击案、红丸案、移宫案),要求惩治郑养性、李如桢、崔文升等人。奏疏上达,皇帝不悦而责备高攀龙多言,但最终仍将郑养性谴归原籍。

当时孙慎行以红丸案指责前任首辅方从哲,高攀龙也引《春秋》典故归罪方从哲。给事中王志道为方从哲辩解,被高攀龙上疏严厉斥责。 不久高攀龙被调任太常少卿,又上一道《恭陈圣明务学之要疏》,向熹宗阐明读书的重要性。方从哲一派故意摘出疏中指责帝王不孝的言辞激怒熹宗,熹宗欲严惩高攀龙。叶向高极力挽救,才得以罚俸一年而作罢。

天启二年(1622年)九月,高攀龙调任大理寺右少卿。十一月,升任太仆卿、刑部右侍郎。

天启四年(1624年)八月,高攀龙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,上《纠劾贪污御史疏》弹劾御史崔呈秀。疏中揭露崔呈秀在巡按淮扬地区时贪赃枉法、铺张浪费。吏部尚书赵南星经复查认为事实确凿,提请将崔呈秀戍边。崔呈秀得知后连夜投奔魏忠贤,认魏忠贤为义父。

此时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力日益扩张,控制了朝廷内外。东林党人如杨涟等纷纷上书参劾魏忠贤,双方争斗进入白热化阶段。 此时魏忠贤正借机大肆迫害东林党人,称高攀龙与赵南星结党营私,皇帝下旨严厉斥责。不久后南京御史游凤翔出任知府,攻击高攀龙徇私、排挤同僚,高攀龙因而被罢黜。

高攀龙等人被罢官后,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控制了朝廷大权,编派了《缙绅便览》、《点将录》、《天鉴录》、《同志录》等黑名单,将不依附于自己的官员开列在内,予以打击。天启五年(1625年)八月,魏忠贤矫旨,以东林书院为始将全国书院尽数拆毁。

天启六年(1626年)二月,崔呈秀不甘心高攀龙仅被罢官,必欲除之。于是假造浙江税监李实的奏本,诬告高攀龙、周起元等七人贪污,派遣缇骑前来抓捕。三月,高攀龙整冠束带前去拜谒先贤杨时的祠堂。回家后与弟弟高士鹤及门生赏花于后花园池畔,谈笑自如。此时有人前来禀告周顺昌已被逮捕,高攀龙闻言神情泰然,笑说:“我本视死如归”。归家后与夫人谈笑如常,没有异样。亲笔书信交给两个孙子,交代翌日递给校官,而后闭门遣散诸孙。不多时高攀龙的儿子们(发觉异样)前来探查,发觉高攀龙已自沉于池塘,时年六十四(虚岁六十五)。

子孙们打开高攀龙的信,乃是遗嘱,上面写着:“我虽被罢免官职,但过去曾是朝廷大臣。大臣不可以被侮辱,因为大臣被辱等同于国家受辱。我现在只有恭敬地面北叩首,以效仿屈原的遗愿。皇帝的恩泽未能报答,只愿来世再报。臣高攀龙绝笔。希望使者带去这封信向皇上复命。”

高攀龙就死前曾致书同年袁可立道:“弟腐儒一,无以报国,近风波生於讲会,邹冯二老行,弟亦从此去矣”(《高子文集·答袁节寰中丞》)。其言犹未尽之厚望可见于笔端,从此袁可立这位力图远离党争的正直大臣走上了对抗阉党的前台,每议事与阉党“数有所抵牾,欲自请外”[23](黄道周《节寰袁公传》)。天启六年(1626年)十一月,袁可立抗疏道:“此非挂冠神武门时呼?”(《睢州志·袁可立传》)。后来九卿公推袁可立南京户部尚书,再改兵部尚书参赞机务,魏忠贤从中作梗以自己的心腹刘廷元代替袁可立掌南兵部,时北则崔呈秀为本兵,天下兵马大权二人一手握定。自袁可立“归而魏焰益肆”,忠贤推戴之势成矣。黄道周说:“当魏崔时,盖无复然明义、真者,有之,则必自大司马节寰袁公也。” (《节寰袁公传》) 高攀龙是东林学派的精神领袖之一,与顾宪成兄弟创建了东林书院。他在学术思想上的最大贡献,在于提倡“治国平天下”的“有用之学”,反对王学(王守仁学派)末流的“空虚玄妙”之学。他认为“无用便是落空学问”,“立本正要致用”,把“治国平天下”看做是格物致知和个人道德修养的必然结果。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是他毕生追求的政治理想,因此后人评价他“居与游无出乎家国天下”。

无论在朝在野,高攀龙时刻关注国家的命运,关心百心的生活。在邪恶面前捍卫了自己的政治理想,保持了崇高的气节。他的思想与道德足以成为后世楷模。 高攀龙的诗文被称为“立朝大节,不愧古人,发为文章,亦不事词藻而品格自高”。著有《高子遗书》12卷,以及《周易易简说》、《春秋孔义》、《正蒙释》、《二程节录》、《水居诗稿》、《毛诗集注》等书。

高攀龙的文章,平易流畅,素雅清遒。如记叙散文《南京光禄寺少卿泾阳顾先生行状》和《祭顾泾阳先生》,富有情感地讲述了东林领袖顾宪成的生平事迹和为人品德。文中有:“先生于世,无所嗜好。食取果腹,衣取蔽体,居取坐卧,不知其他。四壁不垩庭草,不除帷帐,不饰一几一榻,敝砚秃笔,终日俨然冥坐读书,四方酬答而已。忧时如疾痛,好善如饥渴。”等句,素淡几笔写出一位清廉自守的正直士人形象。又如《薛文清公传》,几件小事即将薛文清公正廉明、的品格勾画如生。高攀龙的游记虽不多,但也可见借景抒情的文笔功力。如《武林游记》中写湖中雨景道:“是时雨丝阴蒙,水烟笼树,远山层叠,浓淡相间。内湖荷香袭人,游人歌吹与点点渔舟错落,左右瞻眺,恍然自失。”读文如观画。又如《三时记》描绘大姑滩的险急,栩栩如生,颇有深意。

高攀龙的诗歌,朴素自然,文字简洁,恬淡中别有寄托,颇有陶渊明的风格。如《夏日闲居》中语句:

长夏此静坐,终日无一言。

问君何所为?无事心自闲。

细雨渔舟归,儿童喧树间。

北风忽南来,落日在远山。

顾此有好怀,酌酒遂陶然。

池中鸥飞去,两两复来还。

清幽的环境衬托出悠闲的情绪。《说诗晬语》曾给予评价:“万历以来,高景逸攀龙,归季思子慕,五言淡雅清真,得陶公意趣。仁义之人,其言蔼如也。”沈德潜则称高攀龙的诗是:“无心学陶,天趣自会”。 高攀龙担任行人职位时大量阅读经典,但仍自感“读书虽多,心得却少”,于是改用半日读书、半日静坐的方法涵养德性,此后几十年从未间断。

高攀龙的静坐功夫造诣甚高。所谓静坐以“平常”为要诀,“平常”即清静自然:“以其清静不容一物,故谓之平常”,“静中妄念即净,昏气自清,只体认本性、原来本色,还他湛然而已”,“湛然动去,静时与动时一色,动时与静时一色,所以一色者,只是一个平常也。故曰无动无静,学者不过借静坐中认此无动无静之体云尔”。 高攀龙在著作《书静坐说后》中又把理学的“主一”观念引入静坐论,认为“必收敛身心,以主于一,一即平常之体也,主则有意存焉,如意非著意,盖心中无事之谓一,著意则非一也。”可见高攀龙的静坐说也并非一味讲静,具有“以静为主,动静交养”的含意。

黄鹤楼和可楼记两文在内容表达上最大的区别

文体不一样。黄鹤楼是诗歌,可楼记是散文。黄鹤楼表达的是对黄鹤楼的赞美。可楼记更多的是对人生和处世哲理的探索。

《可楼记》是明代文学家高攀龙创作的一篇散文。此文从作者名其楼为“可楼”的原因开始写起,记述了其四面开窗,登望湖山景色而静穆悠远、优游自得.

继而引出了作者对对人生和处世哲理的探索,间接表达了他的不论穷达而主持正义,他的“威武不能屈,富贵不能淫”的精神。全文夹叙夹议,虽不以文名,但写得简洁而含蓄,平平略记,读来却饱含哲理。

为亭台楼阁作记,在高攀龙之前,早有佳构。即以明代为例,刘基的《苦斋记》、宋濂的《阅江楼记》就颇具特色;归有光的《项脊轩志》更是精美而真挚感人。

高攀龙这篇《可楼记》却异乎前人,名曰“记”,实则重在“议”,即只是平平略记其楼之建构和登望之乐,而把主旨和重心放在“可”与“不可”、“足”与“不足”的哲理与感叹上。

文章开篇用一个自然段写自己为什么名其楼为“可楼”,虽记述了四面开窗,登望湖山景色而静穆悠远、优游自得心态但在全篇中,它却只是为议论蓄势,有如放矢前的张弓。

明朝高攀龙对王守仁的思想持什么态度

高攀龙受其影响,开始潜心研究“程朱理学”,确定了治学方向。

深入钻研二程和朱子著作,将有关儒、释差异的言论汇集成《崇正编》,以抵制王阳明“心学”所提倡的儒、释、道三教合一的主张。

上面是百度百科的摘录

初,海内学者率宗王守仁,攀龙心非之。与顾宪成同讲学东林书院,以静为主。

宪成姿性绝人,幼即有志圣学。暨削籍里居,益覃精研究,力辟王守仁“无善无恶心之体”之说。

上面是明史摘录,顾宪成高攀龙是一对组合,思想相近,都推崇正统程朱理学,排斥心学。

高攀龙的家族成员

祖父:高静成

继父(叔祖):高静逸

父亲:高继成

兄弟:高士鹤

儿子:

高世儒:高攀龙自尽后,崔呈秀还不罢休,矫诏将高世儒下狱。高世儒因父获罪,被处以徒刑(拘禁服劳役)。崇祯时期高攀龙平反昭雪,高世儒也得到朝廷重新起用。

高世学

高世宁

侄子:

高世泰:高攀龙去世后,家室被毁,宅基不久转售陈姓。清顺治十七年(1660年),高世泰将原宅赎回,于康熙五年(1666年)在高攀龙投水捐躯园池处葺屋三楹,名曰“止水祠”,成为县城中祭祀高攀龙的专祠。

谁知道《明史·高攀龙传》的翻译。

《明史·高攀龙传》的翻译: 高攀龙,字存之,无锡人。小时侯读书就立志研究程、朱的学说。万历十七年考中了进士,被授予行人的官职。

熹宗即位后,起用了高攀龙为光禄丞。天启元年晋升为光禄少卿。第二年四月,他上疏弹劾皇亲郑养性。奏疏呈上去后,皇帝责备高攀龙多嘴多舌,但终于把郑养性遣回了原籍。

孙慎行利用“红丸案”攻击原任内阁辅臣方从哲,皇帝批下交给廷臣议论。高攀龙引用《春秋》一书首恶必杀的事例,归罪于方从哲。给事中王志道替方从哲辩解,高攀龙写信深严厉责他。

天启四年八月,高攀龙被授予左都御史。杨涟等人群起攻击魏忠贤,双方已经形成势不两立的局面。等到向高离职,魏广微整天唆使魏忠贤作恶,而高攀龙是赵南星的门生,二人都身居要职。御史崔呈秀巡行淮安、扬州回京,高攀龙揭发他贪污受贿的事实,赵南星提议将崔呈秀充军。崔呈秀处境危急,连忙去魏忠贤那里,哀求做魏忠贤的干儿子,于是揭出谢应样一事,指责高攀龙袒护赵南星。皇帝下旨严厉追究责问,高攀龙马上获罪离职。没多久,南京御史游凤翔被外任为知府,诬陷高攀龙出于私人成见把他排挤为外官。皇帝下令游凤翔出任知府,削夺高攀龙的官籍。崔呈秀不解心头之恨,一定要上了他,于是把高攀龙的名字塞进李实弹劾周起元的奏疏中,派遣缉捕人员去逮捕高攀龙。一天早晨,高攀龙去拜遏宋儒杨龟山的祠堂,写文章告祭杨龟山。回家后,和两个门生、一个弟弟在后花园池边饮酒,听说周顺昌已经被逮捕,笑着说:“我视死如归,现在果然是这样。”进到内室和夫人说话,就像平时一样。他走出内室,写了两张纸,对他的两个孙子说:“明天交给来逮捕我的官校。”把孩子们打发出去,他关上了门。过了一会儿,他的儿子们推门进入园内,只见一盏灯发出昏暗的灯光,而高攀龙已经衣冠整齐地投池自杀了。拆开他封好的纸,原来是写的遗书,上面说:“我虽然被削去了官职,但过去曾是大臣,大臣受到侮辱是国家的耻辱。我恭敬地面北叩头,学屈原的办法投水而死。”另一张纸是给门人华允诚的诀别书,说:“我一生从事学问,到这时也多少得力于学问的启示。”终年六十五岁。各地的人们听到他死去的消息,没有不伤心的。

崔呈秀还是不解恨,他假传圣旨,把高攀龙的儿子交给司法部门治罪。刑部给高世儒的罪名是没有防范他的父亲,将他判罪服劳役。崇祯初年,追赠高攀龙为太子少保、兵部尚书,谥号为忠宪,授给高世儒官职。

《后汉书·卓茂传》的翻译:卓茂字子康,是南阳郡宛人。性格宽厚仁慈谦恭友爱。乡里的老朋友,即使品行才能与卓茂有所不同,也都真心诚意地敬爱仰慕他。起初卓茂被征召为丞相府史,奉事孔光,孔光称赞他是长者。当时卓茂曾经出行在外,有人指认他的马是自己丢失的。卓茂问道:“您丢失马多长时间了?”那人回答说:“一个多月了。”卓茂拥有这马已经几年,心里知道那人弄错了,但还是默默解开马给了他,自己拉着车离去,回头说:“如果不是先生的马,希望您到丞相府还给我。”后来有一天,马的主人在别处找到了丢失的马,于是到丞相府送马,磕头向卓茂道歉。卓茂的本性就像这样不喜欢争执。后来凭儒术被举荐为侍郎,供职于宫门之内,又调任密县县令。他费尽心思教化地方,对待人民如同子女,总是用善行来教导大家,口中从来没有恶言恶语,官吏百姓亲近爱戴他,不忍心欺骗他。曾经有人告发卓茂属下亭长接受了他赠送的米肉,卓茂让左右回避,问那人说:“亭长是向你索要了吗?是你有事托他而接受你的米肉吗?还是平日自己因为恩情而赠送给他呢?”那人说:“是我自己去送给他的。”卓茂说:“你赠送,他接受,为什么要告发呢?”那人说:“我私下听说贤明的君主,能让百姓不害怕官吏,官吏不收取百姓财物。现在我害怕官吏,因此送他米肉,官吏已最终接受,所以来告发。”卓茂说:“你真是个糊涂人哪。大凡人类之所以比禽兽尊贵,是因为有仁爱之心,懂得互相尊敬的道理。现在邻里年长的人尚且送他们礼物,这是为人之道中用来使人互相亲近的方式,何况官吏和百姓之间呢?官吏只是不应该凭借威势权力强行索取礼物罢了。大凡人出生以后,就成群聚居,混杂相处,所以有了纲常礼义以便互相交往。你不想学习这些,难道能高飞远走,不住在人间吗?亭长向来是好官史,年节时赠送他米肉,是礼节啊。”那人说:“如果像这样,那么刑律为什么禁止这种事呢?”卓茂笑着说:“刑律规定大法则,礼义顺从人情。现在我用礼义教导你,你一定没有怨恨;如果用刑律来惩治你,你该怎么办呢?这一门之内,小错可以判罪,大恶可以杀头啊。暂且回家想想其中的道理吧!”于是那人接受了他的教诲,而那官吏则感激他的恩德。当初,卓茂刚到密县,有些事务被他废置了,官吏百姓嘲笑他,邻城听说的人也都讥笑他没有才能。河南郡为他配置了代理县令,卓茂也不疑忌,处理事务同平常一样。几年后,教化于是盛行,道不拾遗。这时候王莽执政,设置了大司农六部丞,勉励督促农桑之事,调卓茂担任京部丞,密县百姓老老少少都流泪跟随着为他送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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